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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筆者撰寫了許多政論,其實我並不特別關心政治,我的興趣是歷史學和社會科學,但有時候閱讀了一些違反歷史、社會科學事實的文章,我便忍不住要插上幾句。 今天我又要找兩個人來開刀了,首先談論美國右派作家安寇特(Ann Coulter),安寇特的文章充滿霸氣,她誓要和自由派針鋒相對,在其新作品《不要上帝:自由主義教》裏面,她痛斥自由派人士、無神論者千方百計要把美國這個本來是基督教的國家,變為排斥上帝的世俗化社會,她說自由派分子口口聲聲擁抱科學,例如以進化論反對創造論,但骨子裏卻反科學,她舉例說,一九九四年兩位學者發表一篇名為【鐘型曲線】的研究報告,指出黑人的平均智商顯著地低於白人,當中牽涉了遺傳基因的因素。安寇特說自由派只重視政治正確性,在完全沒有科學証據之下,便指控這報告是種族歧視、是不合科學,一年之後美國心理學會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,審查【鐘型曲線】的發現,結果証實了它是正確的。 我不否認自由派有時候對於宗教的排斥有點過分,我也同意「政治正確性」影響了美國的科學研究,但事實上,美國心理學會的研究小組,並沒有完全同意【鐘型曲線】的結論,那篇報告的題目是<智能:已經知道和未知道的>,不錯,這報告証明了黑人的平均智商低於白人,但同時它指出:沒有証據顯示這個差異是源於遺傳基因。 另一件我有異議的作品,是尤金傑里克(Eugene Jarecki)的記錄片【為什麼我們要戰鬥?】,這齣電影榮獲「太陽舞蹈」(Sundance)的記錄片大獎,其內容類此【華氏九一一】,它批判布殊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,並且追溯美國軍事主義的源頭,記錄片開首播放了艾森豪總統的離職演說,他警告美國人要小心「軍事工業複合體」(military-industrial complex),國防工業為了保証訂單源源不絕,就會盡力影響政府政策,令美國不時介入戰爭。不消說,電影中的英雄是艾森豪,他反對上任總統杜魯門採用原子彈對付日本,上任之後以政治談判結束朝鮮戰爭,彷彿艾森豪是一位和平主義者。 其實,傑里克只是說出了歷史的其中一面,艾森豪確實不喜歡大規模軍事衝突,但他認為顛覆他國政府,比起正面會戰會更有效地對付蘇聯,杜魯門不贊成干涉伊朗內政,但艾森豪上任之後卻改變杜魯門的政策,一九五三年他下令中央情報局與英國的軍情六處合作,在伊朗策動政變,推翻懷疑是親蘇聯的伊朗首相。一九五九年古巴卡斯特羅推翻了貪腐的獨裁政權,卡斯特羅隨即前後兩次訪問美國,但是艾森豪卻拒絕接見卡斯特羅。一九六一年中央情報局支持古巴流亡分子發動「豬灣行動」,企圖打跨卡斯特羅,但以失敗告終。豬灣行動在艾森豪任內已開始部署,一九六一年新上任的甘迺迪只是繼承了這個計劃,但甘迺迪對艾森豪的顛覆政策有所保留,所以在行動中取消出動美國空軍。艾森豪的決定,令伊朗和古巴仇美至今,其危險性並不下於他所批評的「軍事工業複合體」。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,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七十個國家進行了一百四十八次秘密行動,當中包括了類似在伊朗的顛覆政府活動。 安寇特是親共和黨的主戰派,傑里克是反戰派,既然筆者兩邊都批評,那麼我是左派還是右派呢?其實,我完全無心反保守派或者反自由派,我只是在這裏鋪陳心理學、歷史學的事實,政治這玩意,非我輩所能參透。
2006.9.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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