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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俠小說常用「虎背熊腰」、「目光炯炯」、「龍騰虎躍」等詞來形容身材健碩、一眼關七、身手敏捷的武林高手,這些形容詞適用於伊安,他是來的自南非的白人青年,跟我一位美國女同事結婚之後,現在已經是美國公民。 伊安說:「我自少就住在一個銅牆鐵壁的地方,很少出門,現在來到美國才可以自由地奔馳,真是大開眼界。」我以迷惑的目光,代替了說話,他微笑一下,向我知會他明白我的問題。他望著綠草如茵的後花園說:「在美國,多數房屋的花園都是開放式的,有些只有幾呎高的圍牆,有些甚是連欄杆也沒有。在南非,這個花園一定要有鐵絲網、陷阱等東西保護,在外面要設置保安哨站,人家來拜訪我,必須要先向警衛通報,並且要聲明將會在什麼時候離開,倘若過多了指定時間還沒有離開,警衛會來到我屋中查問究竟。美國人現在開始在本土受到恐怖主義威脅,但是,在南非,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底下,所以,如非必要,我很少出外。」 我的目光漸漸由疑惑變為同情,我想不到,一位看來如此孔武有力的青年,竟然絲毫沒有安全感。伊安好像活火山開始爆發,他提高嗓子說:「在南非,莫說走路不安全,即使是駕駛車子,匪徒會在你停車的時候,開槍傷射殺你,然後劫走車輛。我有一個白人朋友,曾經被人綁架和毆打,匪徒甚至用一支棍子雞姦他。」我瞪大眼睛,這是何等的屈辱!他繼續說:「之後,他們全家都移民去了澳洲。現在,南非治安越來越糟糕,大量白人選擇移民他邦。」 我仍然沒有作聲,心中卻感慨萬千,曾幾何時,南非歷史,是壓迫者輪流登場的荒謬劇舞台。南非白人的祖先原是法國基督新教徒,十七世紀時,因為受到天主教迫害而逃亡到荷蘭,後來再由荷蘭遷徙到南非,可是又受到土著蘇魯族和蘇沙族攻擊,經過幾代開墾,南非白人終於安定下來,但好景不常,一八九九年大英帝國垂涎南非豐富的資源,發動了「波耳戰爭」(Boer war),南非白人或是被英軍屠殺、或是被關進集中營。一九零二年,南非白人終於向強大的英軍投降,從此臣服於英國。一九四零年代,南非白人漸漸從大英帝國手上贏取獨立,然而,曾經飽受天主教會、大英帝國壓迫的南非白人,搖身一變,卻成為了壓迫者。除了白人之外,南非還有佔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原住民,白人卻實施種族隔離政策,規定白人和黑人不可以通婚,一些職業只有白人才可以擔任。 南非的杜圖主教(Tutu)極力反對種族隔離政策,但他同時呼籲黑人不要對白人報復,他說:「在南非有些人犯下難以置信的暴行,我以最強烈的形容詞來描述這些行為:『禽獸』、『魔鬼』。但是,魔鬼行為卻不會令犯罪者變成魔鬼,一個人決不會完全失去人性,這種人性是每個人被創造時按照神的形象賦予的……大前提是,每個人都有可能改變。」 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(Nelson Mandela)在一九六零年代曾經考慮發動武裝革命,後來轉移採取非暴力革命,他被控顛覆政府而飽嘗鐵窗風味二十四年,一九九零年出獄,一九九四年參加總統選舉,竟然由前政治犯而晉身為總統,曼德拉鼓吹寬恕與和平共處,杜圖主教因而對曼德拉讚譽不已,他說:「倘若沒有他,整個國家將會因著仇恨而舉國沸騰。」倫理學家高惠亞(Trudy Govier)亦十分讚賞曼德拉:「若果寬恕能夠制止一場大規模內戰,沒有人可以說一個人寬恕得太過份。」杜圖主教和曼德拉先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。 不消說,黑人當家做主之後,廢棄了種族隔離政策,南非黑人政府更成立了「真相與復和委員會」(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),調查前政府統治之下白人的罪行,但目的只是查出真相和尋求復和,很多白人種族主義者都得到特赦。南非的歷史,彷彿打破了以暴易暴這惡性循環,成為了人類追求和平共處的典範。 然而,按照伊安的描述,理想與現實仍有很大距離,新政府的政策是一回事,人民的想法和行為是另一回事,在過去幾十年來飽受白人欺壓的黑人,現在可以採用冠冕堂皇的理由,對白人毆打、侮辱、搶掠,失勢的白人只有跑到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等白人國家重建生活。法律、政策,充其量只能夠作出消極保障,真正的公義、包容、寬恕,必須要源自內心。法律可以懲罰仇殺行為,卻不可以熄滅人心裏仇恨的火焰;銅牆鐵壁、警衛森嚴,只可以給予人身體上的安全,卻無法抹去如影隨形的恐懼感,也無法帶來彷如安躺在青草地、溪水旁的平安感。 當然,我不會抹煞杜圖主教和曼德拉的成就,基督教思想對杜圖主教和曼德拉的影響亦功不可沒。至少,現在南非的種族矛盾只是社會治安問題,至今南非還沒有發生內戰或者流血革命。反觀其他非洲國家,卻因為族群對立、連年內戰而導致生靈塗炭,眾所周知,一九九四年,亦即是曼德拉通過選舉而成為總統的同一年,盧旺達發生了五十萬人慘死的大屠殺,去年利比里亞亦由於內戰而令國際維和部隊介入,最近聯合國討論怎樣處理蘇丹長達二十一年的內戰。根據牛津大學國際發展中心史超活(Frances Stewart)教授的研究,由一九八零年至二十世紀初末,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,是最多人成為戰爭犧牲者的地方。相對之下,南非算是比較和平穩定,伊安和他的朋友還可以乘座飛機移居他地,而不是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帳幕下瓢飲簞食。 無疑,現在台灣社會正面臨著族群撕裂的危機,伊安的故事,也許是一個警惕。而基督教復和、博愛的訊息,雖然是萬古常新,但在這時代就更顯得適切無比。 2004.6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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